咨询律师或打官司，客户希望律师费少一些，但从律师角度，自然想收取较合理的服务费。为了提高竞争力，环球法律服务业也革新收费制，推出包括胜诉酬金制（contingency fee arrangements）、固定收费（fixed fees）和收费设限（fee caps）的不同收费框架。对律师来说，各类收费制都存在营运风险，但一些也确实让律师得到更好的奖励。 新加坡律师公会今年5月举行第九届诉讼研讨会，曾邀请律师就讼费展开讨论。本期《说法识法》，让其中三名主讲律师谈谈，本地现有律师收费框架是否仍具竞争力和未来收费趋势，律政部也解释为何搁置三年前的“固定收费表”建议。 本地所有的案件和律所都没有标准的收费模式，律师可凭案件性质及客户喜好，采纳不同的收费方式，这也让法律服务业更具竞争力，而未来收费趋势会是混合式收费。  PK Wong & Nair律所联合董事经理苏雷什（Suresh Nair）律师说，律所没有划一的收费模式，可以是计时或固定收费，或为收费设限。 本地不准使用胜诉酬金制（contingency fee arrangements），收费比其他海外司法领域较欠缺竞争力，但苏雷什认为只是略微逊色而已。 他指出，岸外律所的收费架构比本地律师来得高，这些趋势不太可能改变。 不过，随着更多本地律所也接下国际任务，收费较可能跟上岸外律所，“中期来看，这也可能意味着国内事务的收费也增加。” 他说，对人才要求的竞争激烈。鉴于岸外律所的薪金配套要比本地律所好，本地律所也面对压力，例如在招聘年轻律师方面，所以本地律所在国际和本地案件的收费也会受影响。 Morgan Lewis Stamford律所董事谢松彣律师说，本地有更多混合式收费模式，律师会先为诉讼过程分项，预测不同的进度，同意在不同阶段固定收费或为收费设限，这样也让客户有确定性，至少知道诉讼的“最低”费用。 他认为，越来越多客户与律师讨论收费安排时，显得更有见识。也有更多客户不愿计时付费，主要是这类付费很不确定，客户无从策划和为官司预算。 “官司得看反方的行动，所以向来都存在不确定因素。如果计时收费，官司出现无法预料的转折，就会以‘超出范围’开单。” 谢松彣指出，客户会坚持律所开出“超出范围”账单前，也就是律师还未展开超出范围的工作之前，先得到通知，然后才同意律师建议的新事务范围。 这么一来，客户比较肯定官司策略和方向的转换、律师将承担的额外工作等。 他认为，诉讼费的远景会是“更有变化，按客户需求量身定制。” “我们可以有混合模式，提高律师费的确定性和透明度。这鼓励客户定期检讨自己的立场，看是否值得继续打官司。” 针对未来五年收费趋势，阿文那什（Avinash Pradhan）律师（Rajah & Tann LLP）说，打官司应该较不昂贵，而且更有效率。 他指出，今年4月1日刚生效的法庭新规则，相信会带来更大的效率，减少整体花费。 新规则是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一环，包括限制修改诉讼文件、提早交换证人宣誓书，以及简化专家证人的供证等。 他说，跟过去相比，这意味着诉讼人在诉讼初期的花费就比较高，因为许多工作必须提前完成，但这样的过程也让客户能在官司初期，就大概了解律师处理案件的情况，“这会使市场竞争更激烈，对客户是好事。” 担心讼费可能超过索额 固定收费表建议三年前被搁置 讼费可能超过索额，加上担心讼费无法反映实际工作量，三年前曾经提出的固定收费表建议因而被搁置一边。 律政部发言人答复《联合早报》的询问时，解释当年搁置固定收费表（fixed scaled costs，简称固费表）的原因，并表明目前还不是重新考虑的时候。 一些律师认为一刀切收费标准欠公平 “固费表”是大法官委任的民事司法委员会（Civil Justice Commission）于2019年10月提出的建议之一，也就是根据诉讼索额决定收费范围。 打个比方，如果索额在25万元以下，律师费就不能超过某个款项。 这个建议引起法律界激烈反弹，一些律师指案件复杂程度不一，一刀切的收费标准有欠公平。 发言人说，律政部和民事司法委员会就建议进行咨询时，接获反馈包括：担心收回讼费严重不成比例，即讼费超过索额。 新的法庭规则今年4月1日生效，简化法庭程序，让诉讼更省时也更具成本效益，更方便诉诸司法的民众。 发言人说，当时新的民事司法制尚未实行，推出固费表可能不太合适，因为固费表可能无法反映实际工作和司法制改革后的讼费。 发言人也指出，律政部与司法机构密切合作，继续采取措施改善诉诸司法的渠道通畅。 这些措施包括：2021年同时推出新的法庭规则和法庭（民事和刑事司法）改革法令，前者简化法庭程序和采用现代化用语，后者支持司法结构数码化和提高法庭程序效率，比如允许远程审讯和引证、简化民事诉讼法规，好让诉诸司法途径更便捷。 当局也设立专项法庭（specialist courts），比如2021年设立的“防止骚扰法令”，加速受害者寻求援助的过程。 苏雷什律师说，“固费表”是根据索偿额制定收费，但索额未必反映案件的难度。若律师被逼根据索额限制的固定收费来办事，案件本身或许无法得到应有的关注。他指出，原则上来说，“固费表”严重干扰自由市场，很可能影响律所盈利，也让人觉得法律服务业不会给予良好的薪金配套，“最优秀的学生不再想念法律，结果削弱律师素质，最终影响司法质量。 “固费表的制度可能给予假象，以为公众可以更容易诉诸司法途径，因为收费既透明又低廉，但案件所得到的关注，可能无法相应回应案件的复杂性或客户需求。” 他因此认为应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，确保民众获得诉诸司法的适当渠道，“采用不同形式的胜诉酬金制也会有所帮助。” 胜诉酬金制在本地属违法 鉴于反竞争法令，本地律师收费目前没有相关的指导原则或推荐的收费框架。 不过，律师一般通过跟客户的协议，为较简单法律事务，包括立遗嘱或无异议的离婚案，制定“固定收费”和“收费设限”。 在本地，胜诉酬金制的协议是非法的。胜诉酬金制是指当索偿成功时，律师可根据之前的协议，获得索额的一定比率。 今年1月，国会三读通过制订“按条件收费协议”（Conditional Fee Agreement，简称CFA）框架的法律专业（修正）法案，但仅针对特定诉讼程序推行，包括国际和国内仲裁程序、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的特定诉讼，以及相关法庭和调解程序。 今年5月4日已生效的框架，允许上述特定诉讼程序“没赢就免付费”或“没赢就少付费”的安排，但胜诉酬金制仍被禁止。不过，律政部正探讨将该框架扩展至国内诉讼等其他类型的案件，以期为更多诉讼人提供伸张正义的管道。 阿文那什律师认为，当局限制胜诉酬金是恰当和明智的做法，“胜诉酬金会助长无理缠讼，也可能鼓励律师背着法庭，不诚实地掩盖事实和证据。” |
